3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新版方案将针灸治疗纳入到新冠肺炎患者的常规治疗中，针灸这一中医瑰宝正日益发挥出独特的诊疗价值。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所长景向红近日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针灸目前已经在超过183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于临床。随着与针灸相关证据的产生和利用日益增多，针灸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医学界的权威认可。针灸在循证医学意义上的证据正在加速转化为临床价值，而针灸优势病种的卫生经济学，也成为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未来有待加快完善针灸优势病种医保支付体系。 针灸临床研究日益国际化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您发起的6篇针灸专辑系列文章成功入选国际四大顶级医学期刊之一《英国医学杂志》，请问这对我国针灸的研究有何意义？ 景向红： 针灸在世界范围内应用广泛，但国内外的针灸治疗差异较大，国内医生非常重视针刺手法和得气、个体化治疗、医生的经验；而国外则多采用舒适化针灸（糖针），不重视手法、得气，针灸医生多是全科医生或整脊师以及护理人员等，不重视医生的经验。 近二十年来，关于针灸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研究陆续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数量远远超过了生物医学的其他领域。然而，这些结果与针灸临床实际疗效的关系仍是国内外专家讨论的焦点。为此，针对针灸的疗效受哪些因素影响、针灸临床研究该如何开展、针灸有哪些优势病种、目前指南对针灸的推荐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临床流行病与生物统计系张誉清教授领衔组稿，联合广州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美国弗吉尼亚整合医学大学等9个国家的100多位国内外中西医临床专家、循证医学专家、流行病与统计学专家、临床指南专家，对目前针灸临床的证据质量、影响因素、证据利用、实践指南以及卫生决策等，开展了为时两年多的系统研究，汇集成《英国医学杂志》针灸专辑。可以说，这一专辑将对全球与针灸相关证据产生和利用及卫生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经济参考报》记者：2021年10月，国际权威自然科学杂志Nature刊登了《电针驱动迷走－肾上腺轴的神经解剖学机制》一文，引起了针灸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请介绍这一研究成果的科研价值？ 景向红： 该文是哈佛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和福建中医药大学的联合研究成果，也是2021年度中医药十大学术进展之一。这项成果是该联合团队在前期“电针抗炎效应特点和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四肢部穴位（足三里和手三里穴）引发由“迷走－肾上腺轴”介导的全身性抗炎效应的神经解剖基础。该研究结果表明：背根神经节中PROKR2－Cre神经元末梢在足三里和手三里穴区深层的筋膜组织表达丰富，而在相应穴区的浅层和腹部天枢穴等部位分布稀疏。PROKR2－Cre神经元这种差异性的外周支配特点，正是足三里和手三里穴区深层次电针特异性地引起“迷走－肾上腺轴”抗炎效应的结构基础。 这项研究得到了现代神经科学领域的认可，更是针灸基础科研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首先，该研究紧密聚焦针灸学科问题展开科学研究，立足针灸问题，体现针灸特色，科学地呈现出针灸抗炎效应的规律和生物学机制。其次，该研究从系统生理学的角度看待和解答针灸问题。针灸起效多以激活穴区局部神经传入为始动的生物体内多系统、多组织应答的级联反应，其本质在于通过体表适宜刺激，调动机体稳态的自我修复。目前针灸临床用以治疗疼痛类疾病为主，其实，针灸临床的优势病种常涉及神经、消化、呼吸、运动系统以及精神、认知和行为障碍等多种复杂性疾病，这同样反映出针灸的多维度、整体性调节特点。第三，该研究为针灸治疗炎性疾病提供了科学依据。今后，临床上可在重症监护下开展针刺抗炎的病例观察，再开展小样本的临床试验，不断提升临床研究的证据等级。最后，该研究为不同组织层次的精准针灸刺激提供了解剖学依据。该研究揭示了分布于躯体深层筋膜组织中的PROKR2－Cre神经末梢在针刺发挥迷走抗炎效应中的重要性，提示在临床针刺操作过程中，应注意针刺层次和强度的选择，为精准针灸或针灸精准施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针灸临床价值有待加速证据转化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年来，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药与循证医学不断在实践中整合发展。请问，将数千年来积累的丰富临床经验转化为高质量证据，使针灸从经验医学转变成为循证医学，未来还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景向红： 随着针灸的国际化发展，需要高质量针灸临床有效证据给卫生政策制定者、患者、支付者以及希望使用针灸的西医医生。同时，这些证据也是促进针灸纳入医疗保险和针灸立法的重要依据。近十几年来，针灸临床研究取得了高质量的证据，促进了传统针灸和循证医学的结合，但同时更面临着许多方法学的困境和挑战，急需建立符合针灸临床特点的临床研究方法体系和评价体系。 从针灸证据生产角度来看，针灸临床研究以随机对照试验（即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简写为“RCT”）为主，其他研究类型较少。首先，在RCT研究中要证明的是理想状态下刺入和不刺入假针灸的差异。而针灸治疗是一种复杂干预，RCT常忽略以下这些影响因素，如医患互动；不同的针灸理论及由此所致的穴位定位、针灸手法、治疗原则不同；针灸医生的技术和经验；合并治疗；个体化治疗方案等。其次，患者的期望会影响治疗效果，并可能降低研究的可行性。第三，安慰针灸的对照设计，既难以实施，又可能有一定的疗效，从而降低了RCT中针灸的治疗效果。这些是针灸临床研究目前面临的方法学挑战。 从针灸证据利用方面来看，针灸系统评价和临床指南是针灸临床研究证据向临床实践转化的重要形式。虽然针灸系统评价数量逐年增多，然而由于针灸临床研究异质性较大和研究报告质量较低，造成当前多数针灸系统评价无法得出确定性结论，从而不利于针灸证据利用。推荐意见涉及针灸的国内外、中西医临床指南数量也逐渐增多，这些指南的发布一方面在国际上促进了针灸的临床推广应用和立法，另一方面则由于多数推荐意见仅提及推荐针灸疗法而缺乏具体推荐方案，导致对临床实践的指导性受限；同时，由于多数针灸RCT报告质量不高，导致这些证据难以被采纳，造成极大浪费。 针灸证据如何转化为临床价值，即如何将有效的针灸方案在临床实践中得以应用，实现循证医学的终极目的？针灸方案或技术的灵活性、患者对针灸反应的感知、针灸医师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国外患者的接受度和心理预期等与国内的针灸临床实践环境迥异，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影响针灸的疗效和实施模式，甚至对针灸有效性的证据形成冲击。因此，急需构建符合针灸临床特点的临床研究方法体系和评价体系。 针灸标准化建设加速推进 《经济参考报》记者：众所周知，针灸是很多海内外中医的一技之长，当前中医针灸的标准化建设（包括国内和国际）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在确保临床诊疗的效果和安全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 景向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早在1958年就开始了针灸标准研制工作，60多年来，牵头制定了3项针灸国际标准，10项针灸国家标准，16项团体标准。其中由针灸所牵头研制的第一部国标《经穴部位》，堪称是应用最广、接受度最高的中医标准；由针灸所实质性参与制定的ISO标准《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开创了中医药领域ISO国际标准的先河。 2005年，针灸所成立了首个针灸领域的标准化研究中心，负责制定针灸标准化的战略规划，研究针灸标准化体系，开展方法学、共性技术和通则的研究。十几年来，针灸所承担了国内外4个针灸标准化组织的秘书处工作，作为全国针灸标准化工作的组织中心、实施中心，着力建立健全针灸标准化工作管理规制；培养了一批专业造诣深厚、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针灸标准化领军人物；组织制修订了36项针灸国家标准。结合针灸实际应用情况，组织制定了56项团体标准，其中的35项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南，是采用WHO等国际组织推荐的循证方法，将国际指南制定规则与针灸优势特色相结合研制而成的。同时，标准化研究中心也发挥了针灸国际标准化工作组织协调职能，主导了现行绝大多数针灸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为我国在针灸国际标准化工作中保持引领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6年，标准化研究中心获得了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2019年，针灸所获得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持，该项目与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WFAS）、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等国际组织建立有效合作机制，研制14项促进针灸安全、有效使用的国际针灸临床实践指南和技术操作规范，以及保障产生高质量针灸临床研究证据的国际针灸服务标准，以发挥我国针灸主导作用。 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针灸标准化理论、方法及战略研究，不断提高针灸标准研制质量，大力开展针灸标准的宣传推广和标准化才培养与教育工作，使针灸标准在保障针灸疗效与安全性中发挥重要作用。 探索针灸优势病种卫生经济学优势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针灸卫生经济学研究方面，未来需要在哪些方面推进相关工作？ 景向红： 针灸起源于中国，目前已经在超过183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通过检索国际医学数据库PubMed可以发现，约有100项有关针刺的经济学评价研究已完成或正在开展之中。这些研究来自欧美日韩等国，涉及针刺在急/慢性疼痛类疾病（如癌因性疼痛）、肌肉和骨关节疾病、放化疗护理、过敏性哮喘/鼻炎、肠易激综合征、妇科痛经等疾病领域、阿片类药物成瘾性的经济学评价，绝大多数评价结果显示出针刺具有较好的经济学优势。但就目前我国针灸经济学评价现状分析来看，还有诸多地方需要推进： 一是目前国内针灸领域卫生经济学评价开展较少。在我们检索到的文献中，绝大多数研究是在英国、德国、韩国等国家开展的，中国研究者开展的研究少之又少。这个研究数量与中国针灸的悠久历史和广泛使用的地位是不匹配的。 二是目前开展的针灸卫生经济评价研究质量相对偏低。这里面涉及的具体问题很多。例如，多在常规疗法的基础上结合针刺治疗，很少采用单纯针刺与常规疗法相比较，也没有对针刺的取穴原则、操作方法等做出具体描述，缺少对如不同取穴方法、不同操作方法及不同疗程之间的卫生经济评价结果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 三是符合针灸特点的卫生经济评价方法的研究不足。针灸与一般的药品或者医用耗材不同，有其自己的特点。卫生经济学家需要根据这些特点，对评价的路径、方法进行优选甚至创新，这样才能全面和科学地体现针灸的真正价值。 《经济参考报》记者：如何有效通过医保政策，发挥针灸“简便验廉”的中医优势，并明确相关优势病种？ 景向红： 医保政策是患者对一项医疗服务是否可及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自从2018年新的国家医保局组建以来，为了提高药品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国家医保局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改革。连续五年开展了创新药物的医保准入价格谈判，在谈判价格测算中越来越重视循证决策，尤其是卫生经济证据的应用。2021年12月30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15条举措，均是完善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支持中医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根据近年来国家医保局战略性价值购买的理念，在包括针灸在内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中很有可能也会基于价值进行准入和价格调整。对于针灸而言，也需要开展更多的卫生经济评价，为医保准入针灸用于哪些类型的疾病以及多高的服务收费提供重要依据。诚然，针灸与药物不同，而且可以用于多种不同疾病的治疗。在哪些疾病或人群当中针灸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确定针灸中医优势病种时，不仅仅要考虑针灸治疗本身的疗效、安全性、方便性，也同时需要考虑针灸服务的成本，而且还需要与其他竞争方案进行相互比较来确定。 长期以来，探索符合中医药服务特色的支付方式，鼓励医疗机构提供和使用适宜的中医药服务，一直是中医药行业的重点关注领域。国家医保局指导地方医保部门积极探索中医优势病种按病种付费，而各地方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文件中均提及将针灸、治疗性推拿、骨科康复等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目纳入当地医保支付范围。 为了更好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探索中医优势病种卫生经济学优势，需要我们客观科学的深入探索中医优势单病种付费模式，达到同病同价同效和控制不合理费用的目的。2008年至2019年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重点专科协作组对各专科中医优势病种临床有效的治疗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发布了406个中医优势病种的诊疗方案及其中医临床路径。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运用循证医学的相关技术手段，围绕针灸“简便验廉”的中医优势特征，基于一定的数据和证据的评价，从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社会性、针灸理论基础等维度，探索构建基于医保支付的中医针灸优势病种遴选标准及循证评价数据库。通过建立遴选标准和循证评价数据库，依据相关数据和证据来说明白、讲清楚优势特征，一方面可以科学系统地筛选出针灸优势病种，一方面可以为国家医疗保障局对针灸领域中的优势病种制定付费标准提供决策依据。 （来源：经济参考报）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所长景向红

日前，《英国医学杂志》针灸专辑系列文章发布会暨“针灸研究的现状、问题、共识和方向”研讨会举行，与会专家就针灸临床研究等问题展开热议—— 《英国医学杂志》，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及《美国医学会杂志》齐名，被称为世界四大顶级医学期刊。今年2月，以《针灸研究的现状、问题、共识和方向》为主题，以中国科学家为主联合全球多学科专家开展的系列研究登上《英国医学杂志》，受到广泛关注。 《英国医学杂志》执行主编卡姆兰·阿巴西说：“该专辑文章探讨了我们要如何改进针灸研究，以及针灸研究作为一种可用的疗法对于中国乃至于全球医疗工作者而言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顶级期刊关注针灸是一种导向 “在这样的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是一个导向，它可以引导更多人来关注和研究针灸，尤其是更多一流专家来关注针灸发展的瓶颈问题。”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许能贵坦言，这次《英国医学杂志》聚焦针灸研究，对针灸的传播和研究意义重大。 目前，针灸已经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应用，但针灸证据的缺乏影响着其在国际传播应用中的深度和广度。在强调循证决策的时代，证据质量如何，证据与实践的关系如何，是否能够转化为临床、医保或政策决策，以及该如何转化利用，都成为影响针灸发展的问题。 “随着针灸在国际上的推广和使用，国内外针灸治疗方式的差异加大。国内医生非常重视针刺手法、个体化治疗、医生经验；而国外则注重舒适化针灸，针灸从业者多是全科医生、整脊师以及护理人员等。”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所长景向红表示，近二十年来，关于针灸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研究陆续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刊发数量远远超过了生物医学的其他领域，然而，这些研究结果与针灸临床实际疗效的关系仍是国内外专家讨论的焦点。为此，针对针灸的疗效受哪些因素影响、针灸临床研究该如何开展、针灸有哪些优势病种等问题，专家开展了系统研究，在总结现有针灸研究证据的基础上，提出研究者应注重提升临床研究质量并给出研究建议。 “影响针灸疗法临床应用和走向世界的主要就是两大问题：是否确有疗效和如何产生疗效，其对应的就是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许能贵认为，目前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针灸的疗效问题。虽然针灸在我国已经应用了数千年，但如果真正要得到国际主流医学的认可，还需要开展足够数量的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和循证评价分析。 中国针灸学会会长、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刘保延表示，针灸在国际上受认可程度比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安全性和有效性，而其作用机制还有待更好地研究。针灸有如此好的疗效，我们应该找出更翔实的证据来证明，这是推动针灸以及中医药发展的必答题。此次系列研究文章在医学顶级期刊的集中发表，正是一种好的尝试，可以引起更多专家的重视。 系列研究旨在推动针灸在全球高质量发展 此次“针灸研究”专辑的系列文章关注了哪些内容？景向红介绍，系列文章针对不同主题分别开展了研究，证实针灸类型、治疗频次及结局指标类型等是针灸临床研究疗效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明确了针灸RCT（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和实施面临的三个独特方法学挑战；形成了针灸RCT研究的方法学国际专家共识；绘制了针灸治疗77种疾病的证据图谱，明确针灸优势病种和潜在优势病种；评估涵盖中西医、国内和国际涉及针灸的133部临床指南，以及433条推荐意见，评价了指南和推荐意见的临床实用性；加强针灸卫生经济学研究，更好地支持医保决策。 该专辑由中国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和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发起，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张誉清领衔组稿，联合瑞士、美国等9个国家48家单位的109位国内外中西医临床专家、循证医学专家、流行病与统计学专家、卫生经济学和卫生政策专家共同参与，对目前针灸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系统评价、临床实践指南及卫生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和质量进行评价，并提出方法学建议，形成专家共识，形成系列文章。 此专辑得到了中国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主任黄璐琦院士的大力支持，他一直致力于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评价体系，注重与国内外循证医学优势团队合作，对针灸的卫生经济学评价证据尤为关注。“虽然针灸卫生经济评价证据已被中国、英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广泛用于支持医保相关决策，但是这些证据依然存在缺少对混杂因素和长期效果的分析、报告质量较低以及对决策情境适用性较差等问题。”黄璐琦说，建议各国的医保决策部门应当更多地重视针灸卫生经济评价证据的应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应当更多地支持针灸的卫生经济评价研究；卫生经济学家应加强与临床专家之间的合作，开展更高质量的研究；研究过程和报告应当充分参考相关指南和规范。 景向红表示，专辑的发表推动了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药与循证医学的整合、应用和实践，为针灸在全球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思考。 “针灸专辑作为一个完美的范例，向我们阐明了循证医学无论是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还是几千年前的疗法，都可以产生极有力和公正的证据。希望这一专辑能为当今及未来的临床医生、科研人员、指南制定者及卫生经济学家提供借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杰出教授戈登·盖亚特说。 针灸国际化之路仍需凝聚学界努力 针灸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针灸国际化之路仍需凝聚学界努力。 “在这次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目前针灸学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对于疗效较为确定的疾病领域，依然在重复发表大量的低质量临床研究文章。其次，依然存在较多针灸疗效尚不明确的疾病领域。”张誉清表示，鉴于此，建议开展任何一项临床研究之前，应该首先进行系统综述和循证研究，确定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 刘保延表示，针灸已经不仅是中国的针灸，而变成了世界的针灸。作为中医人，一要自信，二要自强。对于针灸的疗效，我们要有自信。与此同时，我们要拿科学的数据把疗效展示出来，说明白、讲清楚针灸的疗效，这就需要现代人的智慧，需要我们将针灸特点与通行的临床研究原理结合，在临床研究范式、评价方法、组织模式上有所创新。 “此专辑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以中国学者为主，所分析的数据中，中国发表的随机对照试验占近95％，临床实践指南占26％，其他为国外涉及针灸治疗的指南（包括西医）。”景向红说，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的针灸学者在推动针灸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作为针灸的发源地，中国的针灸学者更加义不容辞。 与会专家们认为，虽然针灸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但针灸学者们要有坚定的信心，锐意进取，为针灸走向世界贡献力量。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2022－03－21） 《中国中医药报》2022年3月21日1版

中医药发展规划的通知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2年3月3日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医药工作的决策部署，明确“十四五”时期中医药发展目标任务和重点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本规划。 “十三五”期间，中医药发展顶层设计加快完善，政策环境持续优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17年，中医药法施行。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召开全国中医药大会。中医药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截至2020年底，全国中医医院达到5482家，每千人口公立中医医院床位数达到0.68张，每千人口卫生机构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0.48人，99%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8%的乡镇卫生院、90.6%的社区卫生服务站、74.5%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设置中医临床科室的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占比达到86.75%，备案中医诊所达到2.6万家。中医药传承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中医药防控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重大慢病及重大传染性疾病临床研究取得积极进展，屠呦呦研究员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完善，中成药和中药饮片产品标准化建设扎实推进，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基本完成，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20.69%。中医药开放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已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中药类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中医药全面参与疫情防控救治，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总体要求 （二）基本原则。 坚持遵循发展规律。正确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深入发掘中医药精华，在创新中形成新特色新优势，促进中医药特色发展。 坚持统筹协调推进。坚持中西医并重，提升中西医结合能力，促进优势互补，共同维护人民健康。统筹谋划推进中医药服务、人才、传承创新、产业、文化、开放发展、深化改革等工作，形成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合力。 ——中医药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逐步健全，中医药基层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中医药参与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显著增强。 ——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中医药传承创新体系进一步健全，有利于传承创新的政策机制逐步完善，基础理论和重大疾病防治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临床与科研结合更为紧密，多学科融合创新持续推进。 ——中医药文化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为优质丰富，中医药博物馆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传播覆盖面进一步拓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持续提高，中医药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中医药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医药领域改革持续深化，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治理体系逐步完善，中医药信息化、综合统计、法治、监管等支撑保障不断加强，中医药治理水平持续提升。 主要发展指标 三、主要任务 1．做强龙头中医医院。依托综合实力强、管理水平高的中医医院，建设一批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在疑难危重症诊断与治疗、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培养、高水平研究与创新转化、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现代医院管理、传统医学国际交流等方面代表全国一流水平。将全国高水平中医医院作为输出医院，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在优质中医药资源短缺或患者转外就医多的省份设置分中心、分支机构，促进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 3．做实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动计划，全面提升基层中医药在治未病、疾病治疗、康复、公共卫生、健康宣教等领域的服务能力。持续加强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建设，基本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科室建设，力争实现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10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8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实施名医堂工程，打造一批名医团队运营的精品中医机构。鼓励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名老中医开办中医诊所。鼓励有条件的中医诊所组建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签约服务。推动中医门诊部和诊所提升管理水平。 1．彰显中医药在健康服务中的特色优势。 增强疾病治疗能力。开展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以满足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临床需求为导向，做优做强骨伤、肛肠、儿科、皮肤科、妇科、针灸、推拿及脾胃病、心脑血管病、肾病、肿瘤、周围血管病等中医优势专科专病，巩固扩大优势，带动特色发展。制定完善并推广实施一批中医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和临床路径，逐步提高重大疑难疾病诊疗能力和疗效水平。加强中药药事管理，落实处方专项点评制度，促进合理使用中药。鼓励依托现有资源建设中医医疗技术中心，挖掘整理并推广应用安全有效的中医医疗技术。大力发展中医非药物疗法，充分发挥其在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防治中的独特作用。加强护理人员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开展中医护理门诊试点。 完善中医药参与应急管理的制度。在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制修订中，研究纳入坚持中西医并重以及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加强中医救治能力建设等相关内容，推动建立有效机制，促进中医药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发挥更大作用。 强化中医药应急救治支撑保障。加强中医药应急科研平台建设，合理布局生物安全三级水平实验室。加大国家中医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疫病防治骨干人才培养力度，形成人员充足、结构合理、动态调整的人才库，提高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和重症救治能力。完善中药应急物资保障供应机制。 3．发展少数民族医药。加强少数民族医医疗机构建设，提高民族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少数民族医药服务能力。改善少数民族医医院基础设施条件，加强少数民族医医院专科能力、制剂能力和信息化能力建设。建立符合少数民族医医疗机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大少数民族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和优势病种研究力度，有效传承特色诊疗技术和方法。鼓励和扶持少数民族医药院校教育、师承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大对少数民族医药的传承保护力度，持续开展少数民族医药文献抢救整理工作，推动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 4．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 加强中西医结合医院服务能力建设。建立符合中西医结合医院特点和规律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修订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指南。加强中西医结合医院业务用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设备配置。开展中西医结合学科和专科建设，促进中西医联合诊疗模式改革创新。 （三）建设高素质中医药人才队伍。 2．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队伍建设。实施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工程（岐黄工程）。打造岐黄学者品牌，持续开展岐黄学者培养、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等项目，做强领军人才、优秀人才、骨干人才梯次衔接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一批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构建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建立高年资中医医师带徒制度，与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等挂钩，持续推进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将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等医疗机构中医药人才纳入各类中医药人才培养项目。按照“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要求，加强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根据需求合理确定中医专业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规模，在全科医生特岗计划中积极招收中医医师。推广中医药人员“县管乡用”，探索推进轮岗制与职称评审相衔接。适当放宽长期服务基层的中医医师职称晋升条件，表彰奖励评优向基层一线和艰苦地区倾斜，引导中医药人才向基层流动。 1．加强中医药传承保护。实施中医药古籍文献和特色技术传承专项，编纂出版《中华医藏》，建立国家中医药古籍和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加强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老药工传统技艺等的活态传承，支持中医学术流派发展。推动出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 3．建设高层次科技平台。依托现有资源，建设一批国家级中医药研究平台，研究布局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推进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和中国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建设。发挥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家队”作用，实施中医药科技创新工程。 1．加强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支持珍稀濒危中药材人工繁育。公布实施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制定中药材采收、产地加工、野生抚育及仿野生栽培技术规范和标准。完成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建立全国中药资源共享数据集和实物库，并利用实物样本建立中药材质量数据库，编纂中国中药资源大典。 3．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水平。健全中药材种植养殖、仓储、物流、初加工规范标准体系。鼓励中药材产业化、商品化和适度规模化发展，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鼓励创建以中药材为主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以中药材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强镇。制定实施全国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继续推进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建设，探索将具有独特炮制方法的中药饮片纳入中药品种保护范围。加强中药材第三方质量检测平台建设。研究推进中药材、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强化多部门协同监管。加快中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加强技术集成和工艺创新，提升中药装备制造水平，加速中药生产工艺、流程的标准化和现代化。 1．促进和规范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发展。促进中医健康状态辨识与评估、咨询指导、健康干预、健康管理等服务规范开展。推广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医药养生保健方法和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健康服务模式。鼓励中医医疗机构为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提供技术支持，支持中医医师依照规定提供服务。 3．拓展中医药健康旅游市场。鼓励地方结合本地区中医药资源特色，开发更多体验性强、参与度高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吸引境内外消费者。完善中医药健康旅游相关标准体系，推动中医药健康旅游高质量发展。 （七）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 2．发展中医药博物馆事业。开展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基本建设，建成国家中医药数字博物馆。促进中医药博物馆体系建设，强化各级各类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研究、社会教育、展览策划和文化服务功能，加强数字化建设，组织内容丰富的中医药专题展览。 1．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推进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分享中医药防控疫情经验。在夯实传播应用基础上，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推动社会力量提升中医药海外中心、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建设质量，依托现有机构建设传统医学领域的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指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设立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基金。推进在相关国家实施青蒿素控制疟疾项目。 3．扩大中医药国际贸易。大力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推动中医药海外本土化发展，促进产业协作和国际贸易。鼓励发展“互联网+中医药贸易”。逐步完善中医药“走出去”相关措施，开展中医药海外市场政策研究，助力中医药企业“走出去”。推动中药类产品海外注册和应用。 （九）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 2．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体现中医医院特点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推动公立中医医院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和中医内涵式特色发展，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推进公立中医医院人事管理制度和薪酬分配制度改革，落实“两个允许”要求。落实公立中医医院总会计师制度。建立完善中医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推进中医病案质量控制中心和中药药事管理质控中心建设。完善中医医院院感防控体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改善中医医务人员工作环境和条件，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中医的良好氛围。 4．改革完善中药注册管理。优化中药临床证据体系，建立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三结合”的中药注册审评证据体系，积极探索建立中药真实世界研究证据体系。探索中药饮片备案、审批管理，优化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注册管理。推进古代经典名方目录制定发布，加快收载方剂的关键信息考证。 （十）强化中医药发展支撑保障。 2．建立国家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逐步完善统计直报体系，建立与卫生健康统计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综合统计人才队伍建设，构建统一规范的国家中医药数据标准和资源目录体系，建设国家、省级中医药综合统计信息平台，建立统计数据定期发布机制，稳步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 4．深化中医药军民融合发展。加强军地双方在中医药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完善工作机制和政策措施，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加快军事中医药学科全面建设与发展，提高军队中医药整体保障水平。 四、强化组织实施 （二）强化投入保障。各级政府通过现有资金渠道积极支持中医药发展，落实对公立中医医院的办医主体责任。支持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渠道，推进符合条件的公立中医医院建设项目。引导社会投入，打造中医药健康服务高地和学科、产业集聚区。鼓励金融机构依法依规为符合条件的中医药领域项目提供金融支持，进一步完善中医药发展多元化投入机制。 （四）注重宣传引导。做好政策解读和培训，加强正面宣传和科学引导，大力宣传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成效，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及时总结提炼地方好的做法和经验，加强典型报道，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作用，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支持中医药发展的良好格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的日益加快，养老服务已经成了重大民生问题。截至2020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64亿，占总人口的18．7％，老年抚养比19．7％。但目前我国养老机构和养老从业人员不足，且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综合素养偏低，无法满足多层次养老需求。同时，在养老过程中，没有将“健康养老”落到实处，如未能实现健康照顾，生活照护不足，缺乏心理照护。社会上也时有报道个别养老院出现不善待老人事件的新闻。上述情况严重影响了老人身体健康，有碍我国养老事业健康进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肛肠科主任安阿玥分析后表示，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为： 其一，养老从业人员缺口大，流动性大。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共有床位800多万张，按照国家标准养老护理员跟老人的比例应为1：4，也就是至少需要200万名护理员，但目前相关从业人员还不足100万人，数量缺口大。 其二，养老从业人员职业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专业知识缺乏、人文道德素养不足、法律意识欠缺。调查显示多数养老护理员为农村中年妇女，未参加过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有的甚至无医学基础知识，因此应多采用“以老带新”的模式。 其三，养老从业人员心理压力大，职业倦怠率高。大多数养老护理人员薪资待遇低、工作时间长、社会地位认同率低造成其职业倦怠率高，过大的压力会影响到护理质量。 其四，养老从业人员道德素养约束力不足，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国内暂无统一的养老服务评价标准、养老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以及养老从业人员职业准则监督机制，这使得许多养老机构无法通过较为客观且公认的评价指标来反馈和指导养老服务，被服务对象也无法通过监督约束制度维护其权力，造成养老服务行业有了问题难以分清对与错，是与非。 “健康养老”近年来被摆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它是指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能享受良好的健康照护、生活照护和心理照护，保证健康照护和生活照顾，最大程度进行心理照护。为实现“健康养老”的目标，安阿玥委员建议： 首先，应建立多元化养老人才的培育。根据不同地区的需求，对有能力的专科学校、高等院校和养老机构进行评估和等级评定，实施不同级别的养老护理员培训。根据养老护理员自身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分层培训；对于为特殊老人如生活不能自理、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服务的护理人员，可增加一定的专科培训，使其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提高护理质量。 其次，提高养老护理从业人员薪资待遇，关注其心理健康。地方民政部门监督补贴，养老相关专业人员薪资水平不低于上年度地方服务业平均薪资。凡进入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或社区养老驿站工作的，工作满3年后由地方主管部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贴并分年发放；如家庭有从事养老相关专业工作的，对家庭其他人员进行税收优惠。 再次，加强社会支持和认可。各养老机构必须按规定对新入职的养老护理人员进行入职前培训、岗前培训，入职后也要定期组织继续教育和在岗教育，提高自身软实力。政府部门应利用媒体等优势，积极宣传我国养老政策和推广养老护理员，不断优化政策规定，培养和吸纳人才。 之后，还应加强养老护理人员道德人文素养培养，在制度上提高道德素养约束力。应建立统一的养老服务评价标准、养老行业准入标准和薪资待遇标准，由地方民政部门定期组织对养老机构的服务进行评价，对评价不合格的养老机构进行停业整顿或撤销执证等处罚。同时要建立养老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养老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如存在违反道德及人文素养要求，或存在恶意虐待老人的，经查属实即刻纳入黑名单。黑名单人员列为失信人员，影响个人征信。 最后，增加后疫情时代下智能化养老措施。后疫情时代下，养老机构的封闭化管理使养老服务人员更为不足，必须大力发展智能化养老服务，如健康管理、社区养老、远程诊疗等。对涉及智能化养老服务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税收优惠。 安阿玥委员再次强调，如何妥善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重点之一，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应逐步提高养老从业人员综合素养，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脚踏实地地将“健康养老”落实到实处。 （来源：中视时讯 记者 张洪祯 郑苗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中医药振兴发展，推进中医药综合改革。着眼推动分级诊疗和优化就医秩序，加快建设国家、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市县延伸，提升基层防病治病能力，使群众就近得到更好医疗服务。 “符合当前实际，明确重点任务，强调综合改革，令人振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唐旭东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用22个字表达了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感想。 唐旭东认为，中医药行业医疗服务领域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必须聚焦内涵建设、关注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建立优质高效的中医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起好步、打下扎实基础。 中医药振兴发展重点是“抓两头”“顶天立地” 2022年是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的关键之年。对此，唐旭东提到，今年任务的重点是“抓两头”“顶天立地”，一是切实推进大型公立中医院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发挥其在中医药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引领、推动作用；二是筑牢基层医疗卫生特别是乡村医疗卫生的网底，促进健康保障小康，为乡村振兴战略保驾护航。 唐旭东强调，做好上述工作的关键是要保证国家中医医学中心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一流水平建设，扎实推进国家中医应急医疗队伍与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和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的建设，抓住即将出台的医疗机构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中医特色重点医院、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等建设工作。 实操的着力点是结合新医改政策、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要求背景下的工作措施与机制，譬如绩效考核、精细化管理、运营分析等，使得重点学科提升建设水平与医院发挥中医特色优势都有着管理数据支撑。 在基层方面，关键是要加大基层特别是乡村中医药实际服务能力的建设力度，完善和充实我国基层医疗与公共卫生网底。实操的着力点是加快乡村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建立乡村医生培养专项基金，增加乡村医师定向招生培养的计划名额，切实解决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乡村医师培养占比太低等问题，推进乡村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上的培养、管理、待遇等综合改革，使广大基层百姓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中医药适宜技术与祖国医学养生康复理念的实惠。 完善“西学中”制度强化人才培养 今年全国两会，唐旭东围绕“西学中”人才培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表示，完善“西学中”制度，特别是加大高层次“西学中”人才培养力度，是新形势下发挥中国医学原创优势，保持我国原创生命科学的国际领先优势的必由之路。 唐旭东提到，从历史的经验与成就来看，“西学中”教育能够让西医临床医师逐步掌握中医思维能力和中医临证能力，利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手段来面对疾病，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促进整个医学进步。 与此同时，唐旭东亦指出，目前相应的配套措施尚不完善，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开展“西学中”培训培养的机制仍未建立，“西不接中”“西不学中”的现象普遍存在。接受“西学中”培训后缺乏国家层面的认证认可，导致西医大夫学习中医的积极性不高。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中青年后备人才由于缺乏更高层次的培养和团队支撑，中西医兼通的领军人才出现断档的趋势明显。 围绕上述问题，唐旭东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实施西医学习中医重大专项，选拔优秀西医师和西医院校毕业生学习中医，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相结合的“西学中”培训教育体系；二是将“西学中”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评定、评价纳入人社部国家高级人才工程；三是在“西学中”高层次人才的临床和科研能力培养中，建立一批覆盖重点学科的“西学中”人才工作室；四是在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中广泛实施“西学中”人才培养机制，在培养经费、职称评审、执业医师注册方面给予支持。 （来源：人民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在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光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医药海外中心发展不够均衡，区域影响有待加强，在海外国家缺乏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她建议，夯实中医药“走出去”政策基础；持续推进标准化建设，掌握中医药国际发展的话语权。 今年两会，徐凤芹委员在柬埔寨执行援柬抗疫任务。她介绍，柬埔寨当地华人对中医药的需求量非常大。但是，柬埔寨中医药尚未立法，诊所的中医医师也尚未注册。 据了解，当前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但对中医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国家仍在少数。在绝大多数国家，中医药仍然处于未受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缺少法律法规的支持也是中医药海外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受各国有关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制约，包括中医师、中药师执业资格、中药产品准入、中医诊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全国政协委员徐凤芹建议：由政府引领，夯实中医药“走出去”政策基础。一是政府主导，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开发和利用国内外有效资源，根据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卫生发展水平与需要等方面情况，作出更科学全面的配置与规划，进一步促使各国政府提供更多的政策法规支持，只有有法可依，中医药才能在海外国家获得地位和尊重；二是以中医院校和中医医疗及科研机构为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医教研结合，力争取得更多、更可信、更高层次的中医药研究成果，推进更高水平的中医药国际合作，提高中医药在住在国的可信度；三是以海外中医药中心建设为抓手，实现海外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六位一体”发展，整合国内中医药医疗、科技、教育、产业等多种主体的优势资源联合出海，以“医”为先导，以药品、器械等产业为支撑，实现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可持续的商业发展模式。 持续推进标准化建设，掌握中医药国际发展的话语权。标准化是中医药国际品牌影响力的重要助力，是中医药在海外合法发展的重要基础。掌握了行业发展标准与规则的制定权，就可以成为行业发展的领导者。一是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合作，进一步明确循证医学在中医药发展中的作用，共同探讨适合中医药国际化的统一标准。二是积极与世界各国就中医药国际标准进行磋商与探讨，通过沟通交流来提升不同国家对于中医药的支持与理解。 （来源：光明网）